“已经给俺们弄得家破人亡 ”

我叫薛荫娴，今年84岁了。我在国家体育总局当了36年的随队医生。从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反对给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吃兴奋剂，因此遭到迫害。我当时得了重病，尿血，儿子以这个理由要出国看病。五年前我来到德国，在这里申请政治庇护。

我很满意在德国的生活，就像白居易讲的，“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儿的人都挺友善，诚恳地待人，没有像中国那儿，说话都提防着对方告你。这文化大革命弄得人都不善良了。

陈章豪（前中国国家队队医）79年派到法国学习，回来后就在大会小会上说用兴奋剂的好处。他的目标很明确，哪个队的尖子运动员首先抓着去用。

队医们都不敢说话，但是我不能不说。兴奋剂那是病人吃的，就是激素啊，给病人打，救命用的。要是给正常运动员打上，没病也有病了。因为反对给运动员打针，88年就把我孤立起来，软禁在家。 一年开了82次会议，大伙儿都围攻我。

我本来是医务监督组的大组长，管着有30来个人，当时就把我的大组长扒了。后来吃药都躲着我，运动员也不敢跟我说，可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吧。

我喜欢记笔记，笔头也快，每天就在训练场旁边记录。从63年一直到88年，我一共记了68本工作日记。陈章豪事件出现以后，会议记录我也记下来。任何人说的话我都记着呢，就是想看看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他们想让我交出日记，想了好多办法都没达到目的。 我干嘛要把日记给他们？所以他们造谣，找采访我的外国记者，说薛荫娴这笔记本是假的。说薛荫娴不是大夫，就是个按摩人员。我说你狗屁孩子，你看过我的日记吗？我写日记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反对兴奋剂，我们全家都受到打压。 我们夫妇俩都得了脑血管病，都趴下了。他是脑瘤，做了手术，他们（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官员）来看望我，以看望我的理由把他（丈夫杨克同）推推搡搡，推倒摔了头，摔死了。

我的大儿子夫妇俩接班，承担这一切。他是全家的支柱，为我挡风遮雨了。所以最后国家体委把矛头对准了我的大儿子。整他，不让他出国，不让他工作，开个咖啡馆，有特务在那坐着喝茶，别人谁还进敢进啊。已经是给俺们弄得家破人亡，大儿子又被关进牢里，做了114天牢，就因为反对兴奋剂。

我只是爱打抱不平，有什么真心话都爱讲。你吃兴奋剂本来就是偷世界运动员的东西。偷啊，是偷来的金牌啊！

我出来到德国以后，一切福利都不给我了，专门给我来个短信，一切福利都断掉。因为这个事情，我很激动，提出退党。我一辈子青春都献给党了。 德国这里的生活很安静，思想解放，没有那么多政治干扰。落叶归根，养我老的地方就是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