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去年11月24号的乌鲁木齐火灾之后，当时我在推特上（现在称为“X”），以及国内都看到了很多消息。这场火灾它并不是天灾，它是人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当时我真地很气愤。然后，另一方面当时我也看到其它地方，像南京以及上海他们的抗议活动，以及当时我们学校有大概三、四个女生，她们比我提前了将近两天吧，她们是晚上去主教学楼那边贴标语的，就是彭立发先生的口号（记者注：“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所以当时我确实一方面对于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共的暴政感到非常气愤；另一方面，也对那些因为“动态清零”政策而遭受到种种迫害，遭受到种种不幸的人们感到很同情，以及当时看到全国的那些抗议活动，所以当时也是被鼓舞了，就去举白纸。 

张俊杰：举白纸的话，当时是有两次。第一次是11月27号的晚上，大概八点到九点多，我当时是一个人去我们的主教学楼前面举白纸，当时前后一共持续了15分钟，因为没有什么人，我就回宿舍了。这一次是也没有任何人来阻止我。第二次是11月28号的上午8点，当时我还是去主教学楼前举白纸，因为当时其实我想就是前一天可能没有多少人看到，然后可能也不能更好的表达诉求，所以我就准备第二天继续去抗议。 

张俊杰举白纸是要表达他内心的同情和抗议，希望能得到其他同学的支持。他在学校内部的社交平台上发帖，邀请其他同学加入，但基本没有任何回应，即使有人跟帖，也是一些嘲讽之类的留言。张俊杰的无声抗议立即招致学校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欲将张俊杰一己之抗议扼杀在萌芽之中。 

张俊杰：很不幸的是，当时整个过程中，据我所知，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只有我一个人举白纸。当时是早上八点，我到了那边之后开始举白纸，然后大概只有五分钟吧，就有几个校领导跟老师他们路过，然后就马上把我带走了，然后包括说，让我不要做这种事情，让我尽量去保持克制自己的情绪。其实当时我的情绪一方面确实很愤怒；另一方面恐惧也是有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其实无论是前一晚，还是那个上午举白纸，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只是纯粹是一方面自己的良知对那些人的同情，对中共的愤怒，或者说被压抑了这么久，被压抑了这么多年，想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张俊杰：他们把我带到了教学楼旁边的一个办公楼里一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然后当时他们就派了几个老师和教授负责看着我。之后整整一天，包括我们商学院的院长林嵩，以及团委书记，还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他们都来过，然后主要是跟我谈话，或者说负责看着我。基本上就是不断劝我，或者谴责我，比如说，他们认为我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说是受什么组织支持啊。他们还跟我谈到“六四”，他们跟我说什么“六四”也是受境外势力指使之类的。反正就是整整一天基本在谈这些，要么是谴责我，要么是劝我不要这么做。 

中央财经大学的院校领导对张俊杰的批评、教育并没有说服坚持自己政治理念的张俊杰，随后校方决定请张俊杰的家长，把这个棘手问题丢给学生家长。当时的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措施还没有解除，张俊杰的父亲从江苏南通经上海辗转来到廊坊（因为健康码的原因无法进入北京），张俊杰在商学院领导的“陪伴”下，被学校的车送到廊坊，交给他父亲，坐高铁回到南通老家。回到家后，张俊杰的手机、电脑等都被他父亲没收，（后来他了解到）交给当地的公安部门。从张俊杰回到南通后，当地公安部门就介入了对张俊杰的调查。12月1日，刚刚满18岁的张俊杰被当地卫健委以曾经在高铁上“密接”为由，带到镇上的一个酒店隔离。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他父亲的“配合”和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以做核酸为由，张俊杰又被从酒店带到当地一家医院，由此开启了以防疫为借口对张俊杰的秋后算帐和迫害。 

张俊杰：然后，就把我骗到了那个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公立三甲精神病院），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急诊做核酸。有一个医生叫姜飞（音），说要陪我做检查什么之类的，把我绑到了一张床上，一个病床或者担架上面，然后将我推到了发热门诊。从12月1号到12月6号，整整六天，我都被关在发热门诊。当时我的父亲回去了，我的祖父还在那边，中途有三个护士，他们轮流负责看着我，将我整个人绑在床上，然后手脚都绑住。后来因为我当时在反抗，就把我的整个胸口那边都给捆在床上，之后包括给我强制打针（镇静剂），吃（镇静）药。 

12月6日，原本当天要出院的张俊杰，却又被带到医院的门诊处，一位姓周的女医生在跟张俊杰以及他父亲聊了一会儿后说，张俊杰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后，张俊杰又被带到一个单独的病房，被绑在病床上，禁止同任何人说话，还被强迫服用阿立哌唑和奥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并接受头部的物理疗法。期间，有几个穿便服的男子在不时地跟医生和他父亲交流，张俊杰问他们是不是公安或国安人员，对方却从来不回答。这些人，包括医生、护士，反复对张俊杰说，你不爱党爱国爱政府就是这个下场。 

12月6日“被出院”的张俊杰后来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从他开始举白纸被学校、院系领导、辅导员谈话和批评，到学校派车把他送走，再到他回到南通后被骗到医院，接受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治疗，都是学校将情况通报给南通当地公安部门后，由公安部门一手安排和谋划的。张俊杰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迫于单位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压力，不得不屈从于当局的安排，全力配合。但是，即使听命于当局的压力，张俊杰的父亲仍没有逃脱受到牵连，被调离原有工作岗位的命运。  

张俊杰2022年以江苏省高考排名前0.7%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其实，张俊杰的考分可以上在内地招生的香港一所大学，但是父母的反对，只能作罢。张俊杰原本计划在这所“211”大学求学四年后，将来能在北京或江苏等地找一份收入不错的财经类的工作。但是，对于政治理念和抱负的坚持，参加白纸运动和后来今年1月的“烟花革命”（2022年12月31跨年燃放烟花，放飞气球等庆祝疫情解封的自发活动），让张俊杰付出了被关进医院、“被患精神分裂症”、绑在病床上、强行服用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学业因此被迫中断的巨大代价。  

今年3月，在第二次被从精神病医院送回家中后，眼见着正常的学业被中断，“被休学一年”。（他到新西兰后听同学说，他已经被学校开除。）张俊杰别无选择，只能想方设法尽快离开中国，因此便开始计划“润”。会日语的张俊杰起初想到日本读语言学校，但因为一些原因“此路不通”。他又通过中介联系赴新西兰读书，并在4月拿到新西兰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随后又于7月获得了去新西兰的签证。 

张俊杰原本准备在9月底10月初到新西兰，但是8月13日他突然看到家门外有警车后，开始警觉起来。因担心不测，再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张俊杰决定提前于8月16日凌晨“润”。张俊杰没有告诉家人他要去新西兰，只是谎称要去北京学校里拿行李。是日凌晨4点多，出租车停在家门外，在没有任何家人送行的情况下，张俊杰孤身一人拿着行李上车，直奔高铁站，取道深圳进入香港九龙，并在那里买了去新西兰的飞机票，一路顺利地逃离中国，奔向自由的世界。 

尽管张俊杰逃离了中共公安的迫害，但他到新西兰读书，父母不理解、不支持，在国内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他的父亲冻结了他的信用卡，多次敦促他回国。 

张俊杰：因为真地有时候那种压力太大，包括很多人，他们其实也不是很友好，所以这些事情，因为很多信息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甚至连我的一位律师都没跟他说过，我只和一些关系比较近的朋友说，因为真地很多时候，在国外，你逃出中国了，并不一定说能够逃离中国人的这种迫害，那种肉体迫害没有，但是那种精神控制，包括甚至说在国外，能够对我的精神产生压力，除了中共，还有别人。 

张俊杰：其实就是我（8月18日当天）到纽西兰之后，因为当时我在推特上也发过，就是我的母亲给我短信，我的几个家人，我的父亲跟我祖父，他们被公安带走了。这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发的短信。之后包括公安他们叫我回国啊，或者他们指责我，威胁我，都是用我家人的手机号。 

张俊杰：首先就是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自发去干的。但是很不幸，这个运动可能跟当时的六四一样，最终还是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可能相对地好一些，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暴力镇压。因为当时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去参加白纸运动，他们到现在有些人还依旧没有任何下落，有些人还是被困在国内，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早日逃出中国。 

张俊杰：反思的话，其实我想，本身这场运动也算是中国的新生代、中国的青年人对于中共这将近三年的封城、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中共这么多年来的种种暴政的反抗。但其实反思一下，我就觉得，这场运动，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它的目的从当初的要求结束清零政策，要求民主自由，它是否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中国的民主化更加贴近的一个进程，因为其实包括我也在反思，我当初可能说只是凭着我的良知，或者说凭着当时的那个很冲动的愤怒，然后去参加这个运动，但是我是否在事后，或者说过于地将这场运动的性质给过于美化了，或者说怎样将白纸的精神，或者将这种抗议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  

从8月18日抵达新西兰后，张俊杰在修读学业的余暇，仍然不忘继续投身于捍卫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活动。今年10月中旬，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学校张贴声援被港府当局以组织和参加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等罪名判刑入狱22个月的香港律师邹幸彤，以及被老挝政府遣返回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位的海报。在白纸运动一周年时，他也将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参加纪念“白纸运动”的活动。 

张俊杰：我们打算在11月24号以及之后的日子里，可能会在我们学校，贴一些传单或者是做一些海报，然后去抗议。因为其实本身，我觉得，你在海外抗议，可能并不能说对中共带来多少实质上的影响。所以我其实更加希望，这些抗议活动的话，可以让更多人，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这边的本地人，他们能够认知中国的变化，能够认知到中国人对中共的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