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德国 黄意诚公开白纸运动经历 

一年前，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大学生和公民站上街头反对中共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抗议者大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封控要自由”等口号，被视为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后最大的中国示威运动，也是促成当局叫停动态清零政策的导火索。这场“沉默”革命遭中共当局铁拳打压，多名参与者事后失踪、被捕，秋后算帐长达数月。 

黄意诚也是过来人，他在参加抗议活动之后，低调蛰伏多月，直到拿到德国的留学签证并顺利于今年3月底离开中国。

人在德国的他不再沉默，向全世界诉说亲身经历：
上海公安围殴抗议群众，扇人耳光

黄意诚飞往德国前夕，父母并不知悉他的流亡计划，以为他只是如常规划国内旅行。父亲给他买了新行李箱，母亲也细心替他收拾衣物行李。黄意诚回想，他从上海坐动车到深圳北站，这是中国最发达的一条沿海线。而中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他看到这么好的国家陷入独裁，真的要和这个国家告别时，非常难过。 

他当天从香港搭机，先飞往新加坡，然后在德国慕尼黑、汉堡转机时，手机传来编程随想被捕信息。他看了这则新闻，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逃出来？飞机起飞刹那，他觉得放心了。 

友人建议黄意诚，就算逃到欧洲，也要隐藏身份才安全。但他持相反意见，他反而认为，曝光身份比低调隐身更有保障。有些朋友很惊讶：他原来对社会运动那么冷淡，白纸运动退场后，他怎么反而变得如此高调？对此，黄意诚回答，至少媒体会给他一些保护。 

爸爸告诉黄意诚：“你妈被特务给找了” 

逃到德国后，黄意诚与家人的联系越发艰难。他父亲直接转达，“你妈被特务给找了”。黄意诚才得知，中共当局直接找上父母，称黄意诚在海外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这几个月来，父母遭连坐审讯，对他是极大创伤。黄意诚说，和妈妈联系的时候，能感觉到她的焦虑和恐惧。虽然她什么都没说，但她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差，说话总是欲言又止。 

黄意诚说，创伤来自中国的旧经验，也来自人在德国的新生活。他说：“独裁的统治，对人的精神创伤、对每一个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都是留下很大的创伤的。这个创伤不会随着你离开那个国家而消失。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哪怕离开中国，那个创伤仍然会长期存在下去。” 

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曾问黄意诚，如果和他往来，会不会有危险？他苦笑答：“精神上会有很多焦虑的问题。在华人圈子当中，会有人很恐惧。他看到你（黄意诚），就跟看到鬼一样。” 

虽然中国去年底就放宽封控政策，但舆论仍高度镇压，尤其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境内民众对这场革命几乎噤声不谈。他估计，中国境内敢公开纪念白纸运动的人兴许不多。他说：“未来，可能我们回忆到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家会把它（白纸运动）当成很重要的一个篇章。但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是一个低潮。出于政府打压或者是公民社会的恐惧，我们暂时不敢提这件事了。” 

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  黄意诚：不想变成僵尸 

他不讳言，这让人感到无力，但他说，这种无力感并非没有意义。黄意诚说：“这种无力感是很宝贵的，那是我没有成为殭尸的证据。当然，很多人已经成为僵尸了。对于那些僵尸，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我们能唤醒他的良知。”

黄意诚说，他这一年来持续采集许多白纸运动亲历者的证词，制成文档，纪录他们曾经共同目睹的私刑、被刑拘的过程、在警察局里的见闻、被要求写悔过书和惨遭秋后算帐的经历。多位亲历者的亲友也遭牵连，被限制出境，还有人离开警局后，罹患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始终惶恐度日。 

黄意诚表示，希望透过这些证词，呈现白纸运动的全貌和真相。他希望抗争者的声音能被更多的人听到，尤其是被西方社会、媒体，还有西方政治界，要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很多人，为了民主、自由，做出很巨大的牺牲。 

捷克裔法国大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黄意诚也深有所感，他说，他会保存好这些证词，因此这些终将成为重要的史料和集体记忆。黄意诚还说，希望未来透过记忆证词的发布，也能和曾经的街头手足有现身认识彼此的机会。他说：“我还在收集这些人的记忆。我想，未来某一天，也许所有人都能在阳光下辨认彼此。”

中方严密监控  学者忧中国境内的社会运动恐难持续 

中共对传媒与网络的控制与日俱增，抗争的亲历者一时恐很难在阳光下相见。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中国研究学者告诉美国之音，有些媒体赋予白纸运动的政治意味比较重。但对大部分参与者而言，政治意味并不那么重。喊“习近平下台”的是少数人；更多参与者想要的是民生，只想回归日常生活。 

这位学者相当关注，白纸运动参与者当时如何动员、如何连结？中国还会不会爆发类似的社会运动？他认为，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但是，所有的动员都是被政府切断的，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如果传播信息的人够多会有一些空间，但很快就会被消灭掉。 

他说，他也曾试图联系抗争者，但不容易。这一年来，他和许多白纸运动亲历者失联，其中能接受公开采访的只有离开中国的人。 

对此，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中国服刑5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分析，在中国官方以健康码为工具严密监控下，无组织者的白纸运动之所以爆发，跟地方政府的纵容可能也有关，他认为，当时地方政府恐希望借社会运动，促中央政府放宽防疫政策。 

李明哲观察，白纸革命后，中国对人民的控管越来越增强，昔有城管，今有农管、文管，人民被剥削感愈来愈重，矛盾逐渐叠加，不同利益团体间，冲突也不断。而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压力也日增，像个不知何时爆发的压力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