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9年6月6日一位亲历了中国军队血洗北京街头的市民寄出的信。  

6月3日晚，他从木樨地一路逃亡，后躲在33中校门口附近的居民楼才捡回一条命。他回忆，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时，他在黑龙江备战。当时苏联兵并没有真来，也没有向他开枪，但现在解放军真地要打死他。 

“一发子弹就打在我脚下30厘米的地方，绝不超过40厘米。……他们不是为杀人，何必连开几次枪？但真到后来我才想到，那是真子弹，不是橡皮的。因为打在地上，溅起直径约20厘米或更大的一团火花。我永远忘不了这团火花。  

…… 

我尤其清楚看到那些兵的疯狂劲，一是完全仇恨万分地开枪，二是全是朝人打，平打，打楼窗，没有一次是朝天鸣枪吓唬人，全是正规瞄准射击。” 

——摘自“北京来信” 

这是北京大学研究生王XX在1989年6月3日-4日事件（木樨地）时穿的一条裤子，上面沾满了他及旁边重伤同学的血。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的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这是1989年6月4日，一位目睹天安门血案的广场纠察队员写下的报告。

“我身边一位同学正要喝饮料，突然捂住他的腹部，倒在地上。当我掀起他的衣服，在他的腹部有一个大血洞在不停的喷血。不到一分钟，附近就有五位同学被抬走了。天安门到处是救护车的呼啸声和同学们嘶哑的呼救声。隔几步就能够看到一滩殷红的血迹，令人发至（指）。”

——摘自《“血？血！血！！！”  》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新（Al Pessin）从北京发回很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1989年6月4日凌晨，一个20岁的学生在天安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这些报道从北京发送回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由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认为那个时候是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在大陆的一个巅峰时期，” 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他说。 

当年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幻灯片捐赠人：查普曼夫妇（Ronald Chapman）

天安门大屠杀三天后，查普曼夫妇撤离北京，返回檀香山。他们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外教中最后一批撤离的。

《檀香山广告商报》1989年6月11日的一则报道说， 想到离开北京时那个下着雨的星期三，罗纳德·查普曼仍然会哽咽。他看着自己的学生和其他理想主义者一道，怀着让国家变得更好的信念，成群结队地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可是与学生们告别时，这些年轻学子们在哭泣，他们感到挫败，他们恐惧，他们竭力想逃脱政府的秋后算账。  

报道引述他的妻子艾伦·查普曼的话说：“从一开始，一切就带着一种宿命的味道。他们知道少数人可能会付出生命。他们想象会有催泪瓦斯和棍棒，但是没有想到会是真枪。” 

手表捐赠人：弗朗西斯·菲利普斯（Frances K Phillips）

1995年，时年27岁的弗朗西斯·菲利普斯来到中国。在古玩市场的一个摊位上发现了这块印着天安门和戴头盔的军人的手表。

菲利普斯不认识中文，无法分辨手表上“平息暴乱纪念”几个字。她不知道这是当年北京市政府发给戒严部队军人的奖品，但是手表上的数字“89.6”触动了她的神经。她隐约听说过六年前中国发生的那场血腥镇压。

她花100美元买下了手表，对于当年刚从研究所毕业的她来说不是小数目。回到美国后，她把手表送给自己爱好研究历史的父亲。

2022年，菲利普斯的父亲去世了。在父亲的遗物中，她找回了这个手表。把它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天安门档案”。

“想到今天的学生们能通过这个档案了解那场屠杀和那些被抹去的生命，我感到如释重负，”她告诉美国之音。